建“政策实验室”开展“仿真模拟”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研究员董晓远：

　　■ 深圳特区报记者 廖露蕾

　　“建立‘政府政策实验室’，对可能实行的经济政策进行‘仿真模拟’，对于寻找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力源和突破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深圳可以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建立自己的‘政府政策实验室’，以进一步完善深圳开放型经济发展体制机制。”日前，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研究员董晓远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结合《深圳市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方案（2013-2015年）》，为深圳经济领域的深化改革提出了创新见解。

　　科学预估政策利弊得失

　　深圳特区报：5月9日，我市召开全市改革工作会议并印发《深圳市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方案（2013-2015年）》，您如何看待这一文件的出台？结合《总体方案》，针对经济发展，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和建议？

　　董晓远：《总体方案》是深圳新一轮改革的路线图和动员令，凝聚了集体智慧和广泛共识，强化了改革的系统性与协同性，根据当前深圳改革发展的实际需要来安排改革项目的先后顺序和轻重缓急，为深圳下一步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全面深化改革”是千千万万深圳人的共同事业，需要各行各业根据自己的工作实际把改革方案落到实处。在这方面，社科理论工作者任重道远，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与方法，建立“政府政策实验室”，对政府即将出台的各项经济政策进行“仿真模拟实验”，采用科学方法预先评估利弊得失，为深圳下一步的改革提供决策支持。

　　运用CGE模型分不同情况进行模拟

　　深圳特区报：这一设想如何实现？

　　董晓远：这一设想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举一个最新的国际例证。近年来欧美经济复苏乏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捉襟见肘，那么如何寻找一种既不增加财政负担又不使流动性泛滥的政策来提振经济？欧美找到了答案，这就是“体制改革”——通过谈判签订“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削减两大经济体间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协调一系列行业规范，在两年之内建成欧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宣布这项协定预计将分别为欧盟和美国带来1190亿欧元和950亿欧元收入。英国首相卡梅伦说，“这项自贸协定有望使欧盟经济规模增加1000亿英镑，使美国经济规模增加800亿英镑，同时令世界其他地区受益850亿英镑。”欧洲的这两位领导人所依据的都是欧盟今年3月份完成的一项研究报告——《削减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壁垒的经济评估》。

　　那么，欧盟的“社科研究机构”（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又是如何发现这一机会的？这就要借助于现代的研究工具，就是被人们誉为“政府政策实验室”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

　　通过运用CGE模型，分三种假设情况进行模拟，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现，在激进估计的情境下，即如果欧美之间取消了所有关税，货物与服务贸易非关税壁垒消减25%，政府采购壁垒削减50%，那么，到2027年，欧盟与美国的GDP能够分别提高0.48%和0.39%，换算成绝对数即1192.12亿欧元和949.04亿欧元。这就是以上欧洲两位领导人对欧美自贸区评价的由来。

　　模型有助于为改革寻找突破口

　　深圳特区报：这一模型对深圳的经济体制改革有什么启示？

　　董晓远：CGE模型理论基础源远流长，并吸收了当代经济研究的最新成果，由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共同研制和改进模型；由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提供权威数据，由行业内最著名的软件商提供专用软件，所得出的结论自然具有较强的可信性。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建立“政府政策实验室”，对可能实行的经济政策进行“仿真模拟”，对于寻找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力源和突破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际上，世界上至少有60多个国家、400多家研究机构在采用CGE模型进行经济政策研究。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也应该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建立自己的“政府政策实验室”，以进一步完善深圳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

　　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应与时俱进

　　深圳特区报：建立“政府政策实验室”对深圳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董晓远：作为经济高度外向、又以国际化为发展目标的城市，深圳当前急需研究的问题是，面对欧美即将建立自贸区的国际贸易大变局，深圳各行业的进出口会受到什么影响？哪些行业得益或受损？受益或受损的程度有多大？深圳各行业的产出会受到什么影响？对深圳GDP又有什么影响？深圳应该如何应对？对外部政策冲击的模拟，正是“政府政策实验室”的用武之处。

　　我们正处在一个大数据与云计算的时代，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应当与时俱进。生产力的发展是以生产工具的变革来分期的。研究方法与工具能不能接近或达到国际前沿，能否对海量的经济数据进行及时的科学分析，是衡量一个地区科研质量与研究效率的重要标志，也是政府能否真正得到科学的决策支持的重要标志。

编辑:梁硕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