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后重生 工伤者抱团创业

    摘要：一组在2005年公布的工伤调查数据，曾让打工诗人郑小琼哀伤不已：珠江三角洲每年有4万根以上断指，我常想，如果把它们摆成一条直线会有多长，而我笔下瘦弱的文字却不能将任何一根断指接起来。

    陈用发给工伤工人分享创业经历。

    与身体一时的疼痛相比，艰难的后半生更让工伤者们满怀忧虑。奔走多年追讨到一笔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的赔偿后，在这个物价飞涨的年代，钱就像水一样哗哗地流走。日后将何以为计？这是摆在每位工伤者面前的必答题。

    肢残者陈用发和王发明，他们一个固守城市，一个返回家乡，却不约而同踏上一条创办互助组织、抱团自救的创业路。陈用发的“左撇子”，支持蜗居深圳城中村的工伤者摆起小小早餐档，自力更生；王发明的惠民服务部，安抚回到贵州遵义的工伤者在家就业，养鹅做手工。

    作为过来人的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与工友们同病相怜，又以乐观心态和创业经验，帮助工伤者找到一条再就业之路，找回自信与尊严。

    不过，缺少资源供给与政策支持的他们，这一路走得磕磕绊绊，十分艰辛。

    “左撇子”豆浆店

    今年9月16日，深圳市宝安区明治街道水尾社区，新开张了一家“左撇子豆浆”。店面不大，约20平方米，墙壁刷成明黄色调，看起来整洁明快。店名的来由，并非店主是先天左撇子，而是因为在12年前，一场工伤事故夺去了店主陈用发的右手，使他不得不变成“左撇子”。

    “左撇子”也是陈用发和工友们的一个身份标识。多数的工伤是因为操作机器所致，很多工友因右手被截肢，变成“左撇子”。他希望把这个品牌做大，让更多人认识到工伤者这个群体。

    今年32岁的陈用发，是湖南株洲茶陵人。1999年他来到深圳打工，不到一年时间，就在一次事故中被机器砸断了右手。在维权律师的帮助下，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诉讼索赔，他最后获得13万元的赔偿。

    拿到赔偿款后，陈用发选择留在曾帮助过他的社工机构里工作，一做就是9年。9年里，他看到大量工伤者拿到赔偿款后的生活并不如意。摆脱阴影、重新就业对他们来说，是极其困难的事情。2008年中秋节，他组织工友过中秋节，问大家拿了赔偿款后的打算，工友的回答令他担忧：“我问他们拿了钱做什么，他们都说创业。但要创什么业，他们说‘不知道’，创业要准备什么，他们还是回答‘不知道’。”

    他了解到，多数人都是拿到赔偿后返乡“建房娶老婆、开小店”，但不少人很快把赔偿款花个精光。“这是个通病，因为他们都很年轻，可能一辈子没碰过这么多钱。我建议他们拿到钱后立马存定期，不然花一分少一分，以后生活的路还很长。”(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一名工伤者，再就业能做什么？陈用发决定自己试试看。

    2009年，陈用发离开原来的社工机构，自己摆地摊、开童装店，均以失败告终。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从台湾引进的现磨豆浆投资低、劳动强度小，不用双手也可以操作，非常适合自己。于是他就在深圳宝安区的城中村开起了第一家“左撇子”。因为当时现磨豆浆在市面上还比较少见，小店开业后生意很好，还有顾客特地从很远的地方开车来购买。

    开店过程中，陈用发收获了人生的最大惊喜———一位善良贤惠的潮州籍妻子。他不无动情地回忆起来：“说实在的，一个好端端的姑娘嫁给了我这样一个缺胳膊的人，我真的很感激上苍。可她却乐观地开导我，本小姐属龙，人称小龙女，你就把自己当成杨过好了。”他的这段经历，在工友中被传为美谈，成为新的励志传奇。

    2/7背后的艰辛

    陈用发决定把豆浆生意向其他受伤工友推荐。2010年6月，得到香港乐施会的资助，他成立了“左撇子企业管理咨询部”，并注册了企业商标。企业成立后，陈用发联系多家公益慈善机构，让受伤工友参观自己的豆浆店，有兴趣的可留下来学习并提供免费食宿。他的豆浆店随后雇上了两名工伤者。

    在陈用发的帮助下，先后有20多位工伤工友从他的店里学会了现磨豆浆的手艺，在深圳开店或回老家创业。而当初只有两平方米的“左撇子总店”，最鼎盛期还吸引了深圳、东莞两地的工伤工友开了7家加盟店。

    “左撇子”还支持工伤者进行创业体验。只要通过申请，工伤者就可以在“左撇子”店里进行7天的创业体验生活，由“左撇子企业管理咨询部”支付吃住费用。陈用发还带他们到公园里做拓展游戏，在肢体接触中鼓励他们不要把身体受伤的部位藏起来，而是坦然面对。每周三下午，他会组织工友一起在店里面开会，分享各自的创业思路和经验。

    几年下来，陈用发成了工伤者“圈内”的小名人，经常被邀请去康复医院或一些社工机构做分享。对这样的邀请，他几乎从不拒绝：“我想用我的经历去鼓励更多工伤者。”

    N G O的工作经验给了陈用发很大帮助。“在N G O工作时我经常搞活动、做主持人，这样培养了我愿意多去聆听的待人接物习惯。我现在和工友聊天，还经常融入很多社工的手法，学会从他们的角度去分析问题。还有N G O帮我积攒了一些人脉，以前的同事现在还常常给我推荐一些活动让我去参加。”所以，尽管一边开店一边做社会服务，“很困难、很累”，陈用发还是很享受现在的状态。

    毕竟是第一次创业，“左撇子豆浆店”其实算不上非常成功。由于物价上涨和产品单一，加盟店从最高峰期的7个锐减至目前的2个，成活率还不到1/3。工友只能从陈用发这里学到做豆浆的技术，但学不到打理店铺和分析市场的能力。陈用发也只能在加盟者开店之前，做一次简单的“加盟者培训”。

    但陈用发不把这当做失败：“开店对他们来说锻炼很大，逐步恢复了自信，这是最重要的。他们都在重新寻找创业之路。”现在，陈用发的做豆浆技术已随工友们传到了湖南、重庆和北京等地。

    提到现实面临的困难，陈用发觉得，主要是人才培养和管理方面，他想朝着连锁店方向发展，但完全没有知识和经验，都得靠自己查资料学习。他非常希望有专家能给他们做一些管理和理财方面的培训，但又担心：“我们店这么小，请不来那些大师傅。”

    日后，除了继续发展豆浆连锁店外，他还想尝试更多不同的项目，并向政府申请资金。但要考虑的因素很多：“首先，工友们身体残疾，客观条件使得他们不能做太复杂、太辛苦的事情;其次，工伤者经济会比较拮据，经不起失败，所以选择的项目要风险比较低；再次，这样的创业必须是低成本的，否则他们根本不敢轻易尝试。”各种条件制约下，对于在经商方面没太多经验的陈用发来说，想要找下一步可以去尝试的其他商业模式，非常难。

    “千篇一律”的工伤故事

    同样是在珠三角的工厂里，贵州人王发明失去了左手的四个手指头。

    2006年，身负工伤的王发明结束了他在广东长达11年的打工生涯。2010年，他带着工伤赔款回到家乡贵州省遵义县新民镇惠民村，创办了遵义惠民文化服务部，这是贵州省第一个支持工伤者返乡就业的机构。

    王发明的家乡贵州省遵义县新民镇坐落在美丽的乌江河畔，地处遵义县西南角，距县城37公里，东与三合、乌江接壤，北连苟江，南与开阳、息烽两县隔河相望。三面环水，风景优美，素有“一脚踏三县”之美称。

    然而这个美丽的山城没有给她所孕育的年轻人带来很多工作生计的机会。王发明家境贫寒，从小过着苦日子。读书的时候，他中午在学校蒸饭吃，米不够还要掺一些苞谷米进去。初中毕业后，他也在山城辗转做过一些小生计，但还是不甘平凡，终于在23岁那年头也不回地坐上南下广东的火车。

    像王发明这样的年轻人在山城里非常普遍。据他后来返乡实地调查，整个镇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占75%—80%。有些外出打工者有条件的会把孩子带出去，没条件的只好让老婆呆在老家看顾。镇里的土地基本上是老人们在耕种，有的老人年纪太大了，就把土地租给别人。即便时值深秋，这个曾经美丽丰饶的小镇下面的农村，也看不到热火朝天的秋收场面。

    小镇外出务工的年轻人有两个主要的去向：浙江和广东珠三角，都是通过朋友带朋友、亲戚带亲戚这样出去的。“你可能很难想象，我的外婆70岁了，还在工厂里面打工，做五金。”王发明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缺指的左手也下意识地收紧，拇指竖了起来。(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年轻人出来打工，主要是做操作机器的工作。这导致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现象———近年来，遵义县里出现了不少肢体伤残的年轻人，都是在打工中受工伤，然后无奈返乡的。根据王发明的调查，光他的家乡一个镇，就有50多人受过工伤。

    6年前，王发明写下了千篇一律的工伤故事中的一页。像所有勤奋肯干的山村年轻人一样，他来到广东东莞打工，一做就是11年。工伤之前他每个月能拿到5000元钱工资，这在一同出来的老乡之间算高的，随后还在广东娶上媳妇，日子过得不错。然而在缺乏安全保护的操作环境中，工伤说来就来。2006年，在一次操作事故中，他的左手除大拇指外四根手指头从底部整排被截断。

    用血汗钱创业

    受伤之后，日子天翻地覆：“治疗、养伤、拿赔偿，真是一段非常漫长难熬的时间。”

    幸运的是，在医院疗伤过程中，番禺打工族服务部(下称“打工族”)的志愿者知道了王发明的遭遇，经常来探访他，并发了一些关于维权的书和资料给他。打工族是一个专门为珠三角地区打工者服务的社区非营利性机构，在他们的帮助下，王发明终于顺利拿到工厂的工伤赔偿款。

    然而，并不是所有受伤的工人都如此“幸运”，很多时候他们为工业化时代付出了血淋淋的代价，却连最基本的补偿都无法得到。提到这一点，王发明异常气愤：“老乡们普遍法律意识淡薄，运气好的老板可以给十几万元赔偿，但有的只拿到一个月工资就被打发走了，他自己还感激老板不追究他‘损坏机器’。”

    即使是拿到了赔偿款的工伤者，未来依然黯淡。肢体残疾后，无法继续打工，他们只好返乡。但返乡后又如何呢？

    一方面，他们得不停面对得知自己有了钱(赔偿款)，经常上门借钱的亲戚；另一方面，他们面临如何解决日后生计问题的困惑，赔偿款毕竟会有用完的一天，但工伤者以往的所有工作经验都是在工厂操作机器，回到家乡根本用不上。有的人呆在家里无所事事，把工伤赔偿款用完后，就陷入了生存困境。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少人选择了用这笔以自身血肉换来的赔偿款投资创业。

    这固然是一个顺理成章的思路和方向，然而单纯的工伤者们低估了创业的难度以及当中所需的经验及技能。

    “一个在东莞打工的女工友，工伤回家后找了个男朋友，在家里一起养猪养鸡，做了几年，把钱都赔进去了，还欠了账，现在只好又去深圳找工作。还有一个工友，把赔偿款都投进去做彩瓦，光买机器就花了几万元钱，但生产出来的彩瓦没市场，卖不出去，没赚到钱反倒欠了一屁股债。”

    工伤事故发生后，王发明对有相似遭遇的老乡们生存状况愈发关注，他渐渐意识到，工伤返乡者的生存与就业难题，在家乡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性社会问题。彼时的他已成为了打工族的志愿者，具有了N G O式的眼光和思维后的他强烈意识到，在工伤工友返乡创业方面，需要一个前期培训平台，但当地政府不管，也没有N G O介入———“需要有人来做这个事情！”

    乡村生计项目成与败

    从2008年到2010年，只有初中文化的王发明如饥似渴地学习公益知识，去各种关注工人的公益组织走访，这一切都越来越坚定了他返乡帮助工伤者的念头。2010年10月，他毅然从自己的工伤赔款中拿出十七八万元，在贵州省遵义县尚嵇镇买下一间100平方米的房子，创办了“惠民文化服务部”。

    “惠民文化服务部”的定位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晰：组织工伤返乡人员骨干通过参观考察、培训学习等形式提高生计能力，并在本土经验的基础上开展一些互助式的、合作式的生产尝试。

    从成立伊始，王发明就不断寻找适合工伤者的就业渠道。当年冬天，他尝试的第一个项目是和遵义本土的公益组织狮山村昌隆合作社合作，从他们那里购进500只鹅苗，交给工伤者饲养，让工伤者以收获鹅蛋盈利。

    饲养方式很灵活，像家里养鸡那样，不用专门搞个地方去养，而是分到一家一户散养几只、几十只，无需花太多精力，除了定期打疫苗外，鹅也没有太多需要特别关照的地方。而销路方面，则由王发明定期帮他们回收鹅蛋，送到合作社卖钱。平均一只母鹅每个月下13个蛋，一个蛋平均5元一个，一年平均5个月时间产蛋，算下来每养一只鹅就有325元盈利。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4户工伤者在他这里拿鹅苗养鹅，有的家庭拿了上百只鹅苗。今年还有一户打算发展大规模养殖场，一口气要预订1000只鹅苗。

    王发明选择和狮山村昌隆合作社合作的原因是：对方是一个专业发展农村经济的N G O，已经有丰富的养鹅经验，随时可以向他们请教，回收到的鹅苗也能通过他们找到出售的渠道。他后来总结发现，这种“散户养殖”模式特别适合贵州农村发展家庭经济，因为既不用大额投资，也不用耗费太多精力，养鹅过程中，还可以把自家一亩三分地种上，每天留在家里干活，就可以把日子过得很好。

    甚至有非工伤的家庭也跃跃欲试，现在从他这里进鹅苗的还有两个非工伤家庭，一个进了100只，另一个进了120只。对此，王发明表示欢迎：“有非工伤的老乡加入，说明我们的项目产生影响力了，以后的方向肯定不仅是帮助工伤者，而是要发展乡村经济，这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外出打工、工伤返乡悲剧的发生。”

    不过，创业尝试中也有过失败。去年，王发明参照北京工友之家以前开发的模式，在办公室办了一个二手衣物店，通过从别的地方回收衣服，经过清洗、消毒，以一件几元钱到十几元钱卖出。但这种在外地推行过的二手店模式，在遵义却惨遭挫折。原来，遵义的风俗是不穿别人穿过的衣服，人们很要面子，志愿者卖了几个月才卖了一千多元，有时候一天也卖不出去一件，彻底亏了。

    现在惠民文化服务部有两名员工，20多名志愿者，每周末都聚在一起，大家探讨接下来可以做什么。有时候二三十个人，有二三十种想法，有的人想搞种植，种二三十亩高粱，但马上被别人否决。这种情况下，王发明就会带他们到别的地方去参观一下，回来再接着开会，讨论大家的想法是否可以付诸实施。

    今年8月份，他又带了8个人去重庆考察豆瓣酱加工，想在遵义带动工伤家庭做，但是目前还没有人申请。他说自己不够专业，可能还是要请那边的专家过来教教大家。

    王发明最近还在研究台湾和日本有关“社区营造”的案例，他希望以后多开发一些适合家乡的经济项目，把老乡留在美丽的家乡就业，不用奔波到远方打工，冒着受伤的危险。

    采写：见习记者邢晓雯 实习生老盈盈 关楚宜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声音

    工伤者创业，谁来扶他们一把？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创办人兼所长刘开明说，几乎90%的工伤者拿到赔偿款后都想去创业。这是两方面原因所致，首先是残疾人的就业渠道非常少，他们不得不自创生计；此外，中国大多数人都有创业梦。但是，像陈用发和王发明这样“抱团创业”的形式比较少见。

    刘开明曾到过不少国家考察当地的社会组织，他举了一个丹麦农场的例子：“那个农场里面主要雇佣残疾人，政府给每个残疾人很多补助，其中一部分用于补贴农场的亏空。因为其实这个农场是不挣钱的，雇佣残疾人只是为了给残疾人一份工作的尊严。”而在欧洲国家，有非常完整的企业雇佣残疾人免税指标，大大超过企业雇佣一个残疾人的成本。

    但是在国内，他认为政府对残疾人的就业安置政策仍然存在诸多不足。虽然企业有招聘残疾人的指标，但很多企业因为怕麻烦，宁愿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也不愿雇佣残疾人，政府也没有任何强制措施。而且，对于工伤者最需要的创业、理财培训，残联的服务并没有做到位。所以大多数工伤者只能靠自己，像陈用发和王发明的两家机构，就是在“靠自己”的努力中产生的。

    对于这两个机构，他认为作用在于“让社会认识到他们的努力，敦促政府职能部门做好自身该做的事情”，但对于机构前景，他仍持不乐观态度：“残疾人创业艰难太多了，而像这种小机构，又很难得到资金支持。属于政府的慈善基金不会支持这种草根N GO，很多非公募基金会又总是在关注教育和社区扶贫。对于工伤者，他们会认为这批人已经拿到了数万元赔偿，不算是最需要帮助的人群。所以他们就被忽视了。”

    (南方都市报)

编辑:梁硕芳